广东珠海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国内外港澳台诸多大型音乐节、演唱会官方摄影师。媒体称之为“中国摇滚现场首席摄影师”，也是拍摄过欧美乐队音乐人最多的中国摄影师，曾获2017第1届吉他中国奖（GuitarChina Awards）最佳音乐现场摄影。
前几天，当我把一张照片递给刚结束专场音乐会的波兰古典音乐作曲家及指挥大师、“活着的贝多芬”Krzysztof Penderecki时，已经八十五岁的老爷子脸上绽开了层层叠叠的笑容：“哇，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
然后，老爷子挥笔在照片背后龙飞凤舞地签下了名字。照片上，是2008年我第一次拍到在广州举办音乐会的他，鹤发童颜，神采奕奕。那年，也是我把相机对准舞台的第一年。
成为舞台摄影师这十年来，类似的温馨有趣的瞬间有很多。在舞台周围工作，在音乐中存在，得人生如此，我既幸运又幸福。
我踩着70年代的尾巴出生于广东。80年代珠海被划为经济特区，港澳流行文化很快在珠海成为一种风潮，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从小开始接触各种文化信息。
高一时，我在学校阅览室里看到了很多画报，当时的画报里已有了摄影版面。看着大幅鲜艳色彩的照片，我不由得开始联想和思考，这张照片这样拍好么？如果我来拍，换一个位置角度拍会怎样？
想做一个摄影师的想法，就这样从那些画报里萌发了出来。我跟同学聊起学摄影，没想到他一拍大腿：“巧了！我认识一个人，就是摄影师，可厉害了！”
我兴奋不已，立刻在他引荐下，认识了这位摄影师朋友A。原来，A家里就是开照相馆的。在90年代，拍照还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大家都得到照相馆拍证件照、纪念照。
在A同学家那间幽闭的小暗室里，我头一次亲眼目睹白色相纸上慢慢浮现出人影。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简直比魔术更奇妙，我彻底被震撼了：我要做摄影师，就这么决定了！
为了买相机，我攒了600多的压岁钱，又省吃俭用了两月，750元买了一台当时最便宜的单反相机——国产海鸥牌单反相机。
那时的相机都需要用胶卷，一卷乐凯胶卷有36张底片，得花两天的饭钱——5、6块。
对第一次接触拍照的我来说，每一张胶卷都特别珍贵，每一次都要观察再三，甚至等好几天，直到等到合适的光影条件，才敢小心翼翼地按下快门，一卷安装底片能拍到38张。
热情澎湃的我走到哪都抱着相机。快到高三了，面临择校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心要考摄影系。当时，全国只有四所大学有摄影专业，按我的成绩，进这四所学校希望不大。
天无绝人之路，在多方求索下，我终于得知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专科专业是图像艺术，且由中国最早的摄影教育家龙熹祖教授亲自建系。我很激动，赶紧冲洗挑选了一沓拍摄的照片，兴冲冲地赶到北京。
父母劝阻无效，只好以断粮两个月来试图让我放弃。还好，大我四岁的姐姐正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我投靠在姐姐学校附近，赶紧去民族大学报名。
我找到龙熹祖教授时，当年的摄影系招生名额已满。我不死心，坚持把自己的照片递给龙教授，再次表达想学摄影的心愿。龙教授翻看着我的照片，挑出了一张，说：“这张还不错。”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张照片上，是我在北京闲逛时拍的正在拆迁的胡同中的破旧民房。也许，龙教授是从中看出了我的摄影直觉？
这期间，我还接触到了许多国际水准的摄影流派和大师作品，思考再三，我基本确定了自己想从事的摄影方向——我要做本体摄影，也就是纯粹专注于摄影本身、注重对拍摄对象最本真反映的摄影。
校园生活中，我的人生还打下了另一个重要烙印。8、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西风东来、畅通无碍的时代，欧美文化深深地影响着70、80后的年轻人。
我的室友天天在床上放英国迷幻摇滚乐队Pink Floyd的音乐。那些时而躁动时而沉郁，时而温柔时而绝望的吟唱，对从前只听过香港四大天王、beyond、王杰的我而言，不啻为天籁之音。
我深深沉迷于这些词句所表达的情绪和思想里。我查询着Pink Floyd的创作思想，学着逐句分析理解歌曲的结构和内涵，开始真正地“听”音乐。
在室友的引领下，我也开始去买当年盛行的打口碟（作为塑料垃圾进口到国内的欧美音像制品），集齐了Pink Floyd的所有专辑，一张碟能重复听上好几个月。
1998年夏天，帮我买第一台相机的高中同学A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在民大读书时光里，我也会经常在北影听摄影讲座，尤其是当年纽约摄影学院的师生到北影交流一个月期间，带来了大量顶级作品的展览和解析讲座。
我很向往北影摄影系的氛围，于是，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专升本考试，跟A又成了同学。
在北影的三年，课内外大量的讲座、写生活动、业内交流，使我获益良多。摄影和音乐，成为我在北京的两大精神支柱。
北影毕业后，我开始了北漂生活，继续端着相机，在学校的照相馆里给老师同学们拍证件照，替摄影系的学生冲洗胶卷，挣点零花钱给自己买胶卷。
除了摄影，欧美音乐也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并在机缘巧合下给我提供了北漂时的饭碗。
一个来自哈尔滨、在北京“南漂”的鼓手朋友，常跟我一起买碟，两个衣食困窘的文艺青年，萌生了干脆自己卖碟挣钱的想法。
于是，我们各凑了三千块“巨款”，进了一批打口碟，租下某巷子里的一面墙，小小碟片店就开张了。靠着卖碟，我们每个月能挣千把块钱生活费，算是勉强解决了吃饭问题。
但我们跟其他专心挣钱的小贩不同，欧美音乐是我们真心热爱的东西，每次进货，我们都精挑细选，绝大多数碟片都是自己很欣赏的作品，挑着挑着，就忍不住把自己喜欢的碟片私藏起来。
听歌顺带卖碟的日子里，我广泛涉猎各类欧美音乐，包括古典音乐作品，建立了自己对音乐的品味，不知不觉为日后我走上舞台摄影师之路打下了基础。
我们的小档口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因为我俩认真选碟、卖碟的态度，以及对音乐的了解和独特品味，得到了一位供货商大哥的赏识。
这位大哥慷慨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优质货源，还允许我们先卖货再结款。很快，我们的碟片店转战北京文艺青年聚集地之一的五道口，乘着欧美流行音乐大量进入国内的东风，碟片店名气渐响。
然而，好景不长，版权时代来临后，北京开始严查非法音像制品，很多同行店铺都遭遇了临时关门、货物被罚没，最严重的一次，一个在新街口的同行，被拘留了三个月。
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钟。作为当年还算金贵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唯一的儿子，我不想因为卖碟片就莫名其妙留下“案底”。
这时，父亲生病的消息也从珠海传来，我心生退意。2003年春节前，我收拾行囊，结束了七年的北京生活，回到了广州，一边照料在广州看病的父亲，一边琢磨着干点什么事情糊口。
这期间，北京的碟片货源大哥主动联系了我，他在广州也有一家卖碟片的店铺，这里临近中国最大的欧美电子音像制品进口地潮汕。他希望我继续为他卖打口碟。
于是，我的碟片店生意又在广州红火起来。在当时风气渐开的中国，哪里都有大量渴求国外艺术食粮的青年，我的店铺每天收入能达到一千块以上，其中一半是净利润。可想而知，我过了一段富足的日子。
2004年底，以MP3为代表的数码播放器开始兴起，海关也开始严查打口碟。店铺生意逐渐衰落。我意识到实体音像唱片时代快要终结了，还劝好多同行趁早改行。
正好，跟随我从北京到广州生活的女友想开一家服装店。为了帮女友，也给自己找点事做，我开始着手找店铺、看货源。2004年，我们的第一家服装店开张了。
我把从前卖碟片的生意经用到了卖女装上，不仅时时关注、细细研究女装流行趋势，还在店里搞起了会员制。
慢慢地，店铺积累了一批忠实顾客。我扩大了店铺、招聘了6个店员、2个店长，过上了清闲自在的小老板生活。
为了给家里一个交待，我还去考了药剂师资格证，方便照看家里的药店生意。除了生意以外，我的生活就是享受爱好、买房买车。人生似乎已无可用心，当初要做摄影师的理想，渐渐不再出现在脑海中。
2005年，父亲去世了。他的过早离开，给我安逸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而线年汶川地震发生那天起，举国失色，那些悲惨的新闻画面，让我既震恐，又心痛，想为此做点什么的欲望非常迫切。
做了几番努力不成之后，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电视采访。采访对象是一位来自灾区、在深圳打工二十多年的中年男子。
地震发生前不久，他刚刚用攒了二十多年的工钱，回老家盖起了新房，安顿好了一家老小，圆了全家人多年的心愿。
他回到了深圳，原本计划着再打半年工，就回老家。然而，一场巨震过后，家人连同新房一并被埋入废墟，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就此轰然崩塌。
“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为什么而活？人生努力的方向都坍塌了。”他在电视里木然地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灵魂也陷入了深思，换位思考：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人生努力的方向在哪？
挣的这些钱、买的房和车，父亲已经看不到，而他生前最大的心愿——看到孙儿，我却没能满足。如果失去了家人和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还能为什么而活？
2007年夏末，北京现代国际流行音乐节即将举办，且云集了众多顶级乐手。对我而言，能亲眼目睹从前北漂时百听不厌的歌曲在眼前奏响，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我带上相机，想完整拍下音乐节的所有画面。为了拍摄顺利，我找了在媒体工作的同学，借他们的媒体入场证，成功进入了前排媒体拍摄区。这是我重新挂牌“摄影师”身份后拍摄的第一场音乐节。
看演出、拍演出的日子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因为，终于有一件事完美地把我的理想和爱好融合在了一起。从把镜头对准舞台那一天起，我将爱好变成责任：要用摄影的方式，记录当代欧美音乐历史。
2008年，是我成为“欧美音乐史非官方记录者”舞台摄影师的第一年。当年，我还拍摄了“德中同行”文化交流活动的系列演出。
基于记录历史的初衷，我并不局限于拍自己感兴趣的摇滚音乐演出，欧美古典音乐、流行音乐、Livehouse演出、舞台剧等等，只要我认为有记录价值的，沐鸣娱乐2注册官网哪怕少人问津，我也想去拍。
刚开始拍演出的那一两年，我只是业余摄影师，没有官方邀请，基本上都得自掏腰包买票。为了找好的拍摄位置，还得托媒体朋友或其他业内关系先后联络主办方、场地方、演出者经纪人和本人的同意。
这个过程耗时费力还费钱。尤其是欧美古典音乐演出，对主办方和音乐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演出是否完美、观众是否享受到了音乐，至于拍摄和记录反而无关紧要。
因此，我必须要很努力沟通，才能得到拍摄许可，而且，拍摄必须以不干扰演出和观看为前提。虽然事先沟通过已得到许可，也常常会有一些突发情况让演出方临时改变主意。
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着当初的决定，古典音乐是音乐史中的重要部分，越没人关注没人爱拍，我就越不能放弃拍摄。
2010年国庆，我在拍长江迷笛音乐节时，身侧看演出的朋友突然递给我一个邮箱地址：“你费心费力拍了这么多精彩的照片，只私下传播未免太可惜了。你每天把照片发到这个邮箱吧！”
我的全副身心都在拍照上，并没有细问。第一天拍摄结束后深夜，我修完当天的照片，想起了他说的那个邮箱，于是把挑选好的照片发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舞台前拍摄歌手和观众互动瞬间，一个前排的观众突然对我大喊：“你就是李乐为吧？昨天你拍了我的照片！”
我吃了一惊，我拍的演出照都是私下传播，他是怎么看到的呢？“我在腾讯网首页上看到的啊！”
我忙完后回去一搜索，发现我拍的演出现场照片出现在不少门户网站上，这还是我拍的照片第一次上了主流媒体。莫非，朋友给的那个邮箱是媒体邮箱？
我产生了好奇。于是按照邮箱前缀的拼音询问舞台工作人员，“wangman”是谁？就这样，我跟迷笛的媒体总监王曼认识了。他也正在疑惑每天收到的演出照片来自何方神圣。
我们一见如故。王曼很欣赏我拍的照片，建议我给照片添加水印，维护自己的图像版权。通过他的传播，我拍的2010年迷笛音乐节照片在网络媒体上吸引了不少关注。
我还受编辑邀请开通了博客，专门发布所拍摄的各类演出照片，我的作品常常被编辑推荐到首页，最高峰时，我的博客页面访问量甚至达到了一两百万次。
于是，顺理成章地我成为迷笛音乐节的“官方摄影师”。从此，我不必再蹭媒体证件进入音乐现场拍照，可以光明正大地按自己的想法拍摄。
官方认证带来的知名度，也给我拍摄其他演出带来了一些便利。2011年我拍了110场演出。这个数字在2012年增加到126场。
我不满足于在国内等待欧美演出，想直接去国外拍摄欧美顶级乐手的演出活动。2013年8月我前往德国，去拍摄全世界最大的金属音乐节2013 Wacken Open Air。
在这次音乐节上，我不仅大饱了眼福和耳福，还第一次亲身体会了国外成熟演出活动的影像记录规范，并把这些专业规范带到了国内供业内参考。
随着迷笛演出的规模壮大，我的工作量也开始增大。2013年迷笛音乐节的舞台数量史无前例达到了9个，我需要在演出间隙的短时间内来往于各个舞台之间。
同时，迷笛也建立了自媒体账号，在网络上实时发布音乐节动态，这对摄影师处理图片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
迷笛招募了十多名摄影师，组成了官方摄影团队，其中我负责两个主舞台的演出拍摄。
每天的演出从中午持续到深夜，这12个小时里，我必须拍到舞台上每个乐手，至少每人2-3首曲目。演出结束后，还要回去通宵修片，在短短几小时内处理完上千张照片。
连续三天的音乐节里，我一共才睡了不到十个小时。终于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所有拍摄任务。这场拍摄，不仅让我适应了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模式，团队作战也促使我把以往装在脑子里的拍摄理念进行了标准化、具体化。
这些标准，为后来我建立自己的摄影团队“乐为现场”派上了大用场。我的团队集合了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大家有相似的摄影理念和态度，我很乐意把自己积累的经验分享给有同样追求的伙伴。
2014年起，我每年拍摄的演出活动数量都在130场以上，累计拍摄了上千位国内外各音乐领域的巨星、音乐人、乐队。
今年，我还负责了国内著名的《中国新说唱》和《即刻电音》节目全程录制的剧照拍摄工作。眼下的拍摄日程已排到了明年。
曾经有网友在微博评论中感叹：你在做的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了吧？一年可以看一百多场演出，零距离接触那么多音乐家和明星。
其实，对我来说，既然担起舞台摄影师这个身份，那么，就必须严肃而专业地对待工作。舞台对我来说，不再是享受音乐艺术的地方，而是需要我记录下来的现场。
拍了十年多舞台，渐渐有很多演出方主动邀请我去拍摄，但做舞台摄影师，要放低自己。毕竟，舞台摄影只是整个演出行业中很小的一部分，跟舞台清洁工阿姨无非只是工种不同。
在舞台周围，我只想兢兢业业地把最精彩的现场画面记录下来。为了不错过灯光下万众瞩目的场景，十年来每一次拍摄，我都背着至少十斤重的相机设备，遇到大型音乐节和活动，摄影包标准重量二十四斤。
衣食住行方面，我也以适应高效工作为原则，力求极简化。我的上衣只有两个款式，一次性买八件就够一年换洗，裤子只有一款黑色长裤，鞋子永远是防水耐踩的3515厂的军靴。
从2008年走上舞台摄影之路，我一年超过250天奔波在舞台周围，或者赶往舞台的路上。难得安静下来的时候，不是在计划接下来的演出日程，就是处理照片。
从决心用摄影记录欧美音乐历史的那一刻起，十年来，除了洗澡之外，相机随时在我手边，它像士兵的枪一样，是我不能离开的战斗武器，也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处于焦虑中。当初的目标，一直在我脑中敲着警钟。虽然我很幸运，赶上了2004年第一支欧美金属乐手来国内演出，各种音乐节欣欣向荣。
而且，数码摄像技术带来的高质高效的拍摄效果，也是从前我用胶片机无法实现的。但作为我想记录的欧美音乐史的重要部分，摇滚乐、金属乐历史其实很短暂。
从第一代开拓者如Rolling Stone、TheVelvet Underground、The Beatles等乐队算起，至今也就半个世纪，很多代表性乐手已经在谢幕。我曾经看过一句业内人士的感叹：“每周都有重要人物去世，每个月都有乐队解散。”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2016年，我为了拍到英国金属乐队Black Sabbath的告别演出，专门去了法国Hellfest音乐节。
时不我待，如果不抓紧时间拍，可能我就永远没机会了。为了实现当初的目标，我不计成本、只争朝夕地拍。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市场风向怎么变，我只拍自己觉得值得记录下来的演出。
哪怕曲高和寡或耽误一些可以挣钱的商业拍摄，也是值得的，很多演出也许就是去最后一次。
十年来，我拍了上千位演出者，其中很多人，我几乎每次演出都拍。不同的演出场地，演奏家的状态和呈现的音画效果不同。且一些古典音乐大师已垂垂老矣，每次演出都很珍贵。
每次端起相机，对准舞台的那一刻，我与摄影、摇滚乐相识相知二十多年的点滴回忆都闪现在眼前。
2007年2月12日上海大舞台，我拿起相机对准舞台上的Roger Waters，当曾经在耳边重复了无数遍的《the wall》前奏响起时，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我和全场观众一起，跟着Roger Waters唱完了所有经典曲目。它们曾陪伴我度过了我北漂生活的日日夜夜，一词一句都浸满了我青春年代时的心境。
有人问，摄影对我来说是什么？在上学时期，我就清楚明白地说，我没有跳出来思考过自己为什么要摄影？也不需要去坚持，因为摄影对我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无需解释的本能。
我不喜欢活着太看重目的和效用。就像30岁那年我曾困惑的问题一样，如果那些目的都意外崩塌了，人应该怎么继续活下去？人存在过的痕迹用什么来证明？
在拍演出之余，我还创作了一个与商业和主流文化完全无关的个人摄影项目——Bloody Project。在这个从2009年就开始的项目中，我把女性身体放置于鲜血淋漓且黑暗的画面里，用本体摄影的方式，探索黑暗和死亡美学的创作。
这是我用摄影语言表达亚文化的一种尝试。十年来，我拍了五百多位女生，但因为与主流文化相悖，它们无法被公开，连很多被拍摄对象都只是私下收藏。
也许，我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些照片被公之于众。虽然被观看也是创作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哪怕不能被看到，我也想按自己的心意去创作。
创作不应该分主流，也不应该在意眼前的时代是否允许。创作，应该是精神领域的事情。
除此之外，关于摄影，我还有一个遗憾。有时跟业内朋友慨叹，摄影没有走上正确道路。虽然做着舞台摄影师，但我的理想应该是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原野中拍摄野生动物才对。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摄影师在大山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接近狼群，观察一家狼的生活，跟拍了整整一年。我看着那些挨饿、觅食、养育、分离的画面，心动而不能言。
为了养活小狼崽，母狼去捕食羊羔，而那只即将落入狼口的羊，也是母羊艰难生养下来的幼崽。
天地不仁，生命对万物都是公平的。观察大自然中动物的生存，才能了解生存的真正含义。动物的生存只是很纯粹地为了生命的生长和传递。
而辗转在城市丛林中，人人行色匆匆，不管是我自己的体验，还是旁观他人的生活，几乎都只能浮光掠影。除了时不我待的焦虑，还让我感到不真实。
也许，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归隐田园的梦吧。我虽然希望自己有天能找到一片安宁的土地，但人生总归要有取舍。
对我来说，为了自己的摄影和音乐的理想，我只能选择奔波，也选择放弃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放弃了去承担让另一个生命生长的责任。
作为丁克族，也许我的晚年会很悲惨。不过，Nirvana乐队主唱Kurt Cobain27岁自杀，梵高37岁自杀，贝多芬也不到60岁逝世。
虽然难以跟这些天才人物比肩，但我坚信生命的长度不是最重要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会继续坚持当下的拍摄，给有限的生命注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