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城摄影奖”是中国首个青年纪实摄影师联盟“拾城”举办的纪实摄影奖。“拾奖”启动于2021年，这是中国首个只评选单幅纪实摄影作品的奖项，也是中国首个采用线上视频直播方式进行终评评选的摄影奖。我们希望让那些和拾城成员一样热爱纪实坚持拍照的摄影人，以及那些记录着真诚与思考、触动与回响的照片让更多人看见，也让拾城“捡拾微影像 汇聚大时代”的理念被更多人所了解。

　　第四届“拾城摄影奖”终评即将于7月17日19：30举行，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与入围摄影师了解“拾城摄影奖”及终评评委，拾城推出终评评委的采访，听听他们对摄影的理解。本期为第五期。

　　曾在火箭军服役5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2003年参与《新京报》创刊，历任摄影记者、视觉部副主编和主编。2014年主动辞去视觉部主编职务，任首席记者，重回一线。作品曾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一般新闻类三等奖、中国摄影金像奖、5次中国新闻奖、2次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金镜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和金银铜奖10多次、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映·纪实影像奖、第六届阿拉善SEE生态奖、CCTV 2015年度法治人物、中国最佳环境记者奖、2017年腾讯华语传媒年度记者，曾2次当选“金镜头”年度杰出摄影记者。著有摄影画册和纪实文学书籍《从旁观到介入》《走出悬崖村》《遥远的村庄·变迁》。

　　您是如何走上摄影记者职业道路的？2003年，您因为什么缘起，去《新京报》做了一名摄影记者？去了之后是怎样的工作状态？

　　我当兵时就曾是部队旅部的报道员，在部队和地方及国家级报刊发表了不少基层连队的图片新闻。退伍后，做了一名地市报的摄影记者。

　　2003年9月，一次和当时还是《中国青年报》图片编辑的柴继军偶然通电话，他说《新京报》在北京筹办，是个不错的北上机会。于是，2003年10月我入职《新京报》，成为其创刊的一名摄影记者。

　　到了《新京报》，我最大的感受是“新闻还可以这么做”。我和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一起工作，相互学习，相互较劲。可以说，我几乎全天候处于上紧发条的状态，随时出现在北京的各个角落，随时奔赴全国各地的重大事件现场。

　　2003-2014年，《新京报》和当时的中国新闻摄影界是怎样的发展状况？当时的《新京报》对摄影记者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摄影报道才是符合《新京报》媒体特质的？

　　《新京报》从创刊到2014年，应该是中国新闻摄影发展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当然，这个阶段还可以倒推到2000年以前，只不过，《新京报》赶上了这个阶段最蓬勃的时期。我几乎经历了国内外大部分重大突发事件，几乎可以说，如果报道不够好，是自身的专业能力问题，而非平台的局限。

　　《新京报》当时对记者的要求就是：不断追求专业、严谨、卓越。我个人觉得，彰显普世价值的人性的故事、对事实的探究，是《新京报》摄影报道最为鼓励的方向，也是《新京报》早年所有部门内部所秉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您做摄影记者之后，自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个阶段，您印象最深的采访、工作或者人生经历是什么？您当时的“摄影观”或者说“新闻摄影观”是什么样的？

　　2003年到2008年，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实践，我对新闻的本质有了重新认识，尤其在参与诸多国内重大问题事件的采访过程中，我意识到报道真相才是记者的本职。

　　这个阶段，我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的现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汶川地震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于汶川地震，我反思的是在如此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摄影记者该如何报道真相，如何面对伦理的考验？而2008年奥运会，我看到的是世界各国那些著名的高龄摄影师，如何充满激情地工作。

　　做这一行，如何胜任，你要有高超的技能、广域的视野、不断自我反思和对真相契而不舍追问的精神，并且，充满激情。

　　2014年，为何会选择从管理者的岗位退下来，转而继续做一线记者？与当时的传媒环境变化、或者说《新京报》自己的变化有关系吗？

　　我从摄影记者到副主编，再到主编，在管理岗位上荒废了不少时间。在我2014年7月主动辞去主编前，我一直是退步状态，实在无法容忍自己了，才决定辞去主编，回归一线月，四川，被遗弃的艾滋病男孩。

　　当然，传媒环境有或多或少的变化，但这不是主因，还是因为我是游牧性格的人，不适宜办公室文化。不过，无论媒体环境怎样变化，作为个体，首先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毕竟，前行的路径虽然难了些，但是它依旧在那里，只不过需要你更具智慧和勇气。

　　2014年开始继续做一线记者后，有像当时的一些记者一样面临过“摄影记者如何走出转型困境”的问题吗？面对这个问题，您是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应对的？

　　2014年8月开始，我开启了独立选题、独立调查、独立拍摄的摄影记者生涯。我给自己的定义：先是记者，才是摄影记者。我的视野开始从重大突发事件，到更广域的选题范畴，比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灾难之后的问题等，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新闻摄影，到“影像调查”。问题意识和探究真相，是我秉持的新闻摄影调查的核心理念。

　　2014年9月，您报道了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触动中国“环保风暴”，您后来也做了一系列重要的环境议题的报道。为何会选择环境这个主题和方向？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报道发出后一周时间，我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毛乌素沙漠小镇乌审召污染事件，这两篇调查报道，均是一个阶段完成并陆续发表的。虽然前者引发的震动影响力巨大，但后者也同样引起了国务院重视，两者均被纳入挂牌督办环境污染事件。从这两个事件后，我继续对西部包括西南地区的环境问题调查，我意识到西部环境污染事件绝不是个案，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我想要搞明白的问题。

　　同时，我也意识到，一个记者，如果仅是碎片化的报道一些事情，终究走不远，也无法在专业上有所建树。记者，要善于把一些具体的问题放置在一个整体框架下进行思索，才能穿透事实的本质，抵进问题的线月，新疆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一只狐狸出现在非法排放的工业固废中。

　　您觉得对环境议题的报道，最大的难点在哪里？您是如何克服的？现阶段，作为一名记者如果要进入一个环境议题的报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2015年5月，福建省宁德市，一家大型企业动用大量推土机将工业废渣直接覆盖海岸线植被。

　　现在做环境报道其实难度非常大，我常用“如履薄冰”来评价环境报道，因为你触动的是巨大的利益，你出一次错足以让你断送职业生涯。所以，从事环境报道，要从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去研究，要熟悉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要擅于联合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专业人士和具体环境污染问题的专业调查人员等。当然，还要有可靠的信息来源，以及敢于担当的平台。如果说最重要，应该是平台的担当。沐鸣2因为，无论你的调查再扎实，事件再令人震惊，如果没有平台敢于将其公诸于众，一切归零。

　　2016年，位于西藏自治区安多县的长江源头格拉丹东的姜古迪如冰川，30年其阳坡后退达2000多米，的砂石随着夏季冰川融水的裹挟，造成下游更多区域荒漠化扩大。

　　2019年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家电解铝企业将尾矿倾倒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峰间，因防渗膜泄漏，造成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的水源污染。

　　环境报道肯定会触及当地政府以及利益集团的利益，您是否因为这些报道受到过相关方的阻挠甚至威胁之类的？您又是如何突破这些障碍，把采访持续下去，并且最终让报道顺利刊发出来的？

　　我秉持的是事实，我必须对自己调查的每一个证据做到实锤，所以，任由外界干扰，我始终以探求事实为根本。为获得实锤，我一般会在一些知情者的帮助下进行暗访。锁定证据后，我们会给被监督方回应的机会，但是，他们往往会狡辩、推诿、撒谎，并动用各种关系干扰采访和发稿。虽然有些稿件确实因为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撤稿，但大部分稿件还是在多方博弈下公诸于众。

　　2019年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处非法开采的矿山排出的强酸水进入农田。

　　您当时是如何发现“悬崖村”这个选题的？采访是如何进行的？一边拍摄图片，一边拍摄视频，如何驾驭这两种不同的媒介和表达形态？

　　和诸多我所报道的经典案例一样，这个选题就是我在长期关注的领域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的。一方面是被悬崖村人生存的现状震惊，另一方面是自己在不断对抗危险的过程中完成拍摄，这两个方面促成了我对悬崖村惊心动魄的述说。所以，个人沉浸式体验非常重要。

　　至于视频，因为拍摄过程比较长，我就间或着记录了一些视频素材。其实，对于悬崖村我个人有个巨大遗憾——当时我才涉足视频拍摄，还不具备纪录片拍摄能力，所以没有当时就扎下去再用纪录片完整记录这些不可再现的历史影像。

　　2016年底，您发起“影像扶贫”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解困影像调查报道”的概念。可以深入谈谈“解困影像调查报道”吗？您认为“解困影像调查报道”最大的特点和难点是什么？个体在面对巨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时，有时可能是无力的，更遑论对于现实的促进和改变。您如何看待这种“无奈”和“无力感”？

　　“解困影像调查报道”是结合了田野调查、图片、视频等融合媒体方式，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国情与纪实摄影的精髓。它不仅关注问题的呈现，更重视解决方案的探讨和实践。这种报道方式强调通过深入的调查和影像记录，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引导公众参与解决问题、形成合力、影响决策，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解困新闻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自由作家大卫·伯恩斯坦，泛指那些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报道，与其相对的是只关注问题的发现而忽视其后续发展的一类报道。解困新闻在新闻反馈与社会性建设层面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它关注批判性的视角，鼓励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思考问题，由此形成了较为宏大的叙事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度脱离实际，事实上，它往往围绕着人展开，并逐步延展结构，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

　　做好解困影像调查报道需要深耕相关专业领域，具备质疑精神、高超的表达技巧等。我个人尚是实践者，路漫漫其修远。我认为，个体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是，有力量的作品所汇聚的能量确是难以估量的。

　　作为“悦尔像素”公益视觉传播项目联合发起人，您当时为何要发起这样一个项目？它的运行模式是怎样的？取得了哪些成果？

　　我发起这个项目，是因为我希望我曾经熟悉的那些优秀摄影师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参与到公益传播中来。我也希望吸引一些有一定才华的年轻摄影师，在参与项目过程中得到锤炼，他们是未来摄影的希望。至于成果，我并没有想太多。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故事被公众知晓。

　　从您的职业生涯中，可以看出您对“诚实”“客观”“独立”“责任”“公平”等价值观的坚守，而保证这些价值观得以实现，肯定遇到过很多阻力，付出过很多代价。您是如何克服并让自己的工作继续下去的呢？

　　其实，“诚实”“客观”“独立”“责任”“公平”，应该是读者的评价，而不是自我评价。摄影记者，用作品说线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调查发现的一处林场内被非法倾倒造纸黑液，面积达一百多亩。

　　我觉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悦副教授总结得非常恰当，她说：“我们要将新闻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新闻价值不是事件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协商的过程；新闻不是直接呈现现实，而是在新闻生产活动中通过对文本的选择而进行的组织和加工。可以说，新闻的客观性由此被置于一个文化框架中去审视，‘客观’不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而被视为一种职业价值观和记者采用的一套工作策略。保障新闻摄影客观性的是摄影记者的人文实践和职业体系，追求公平和公正的始终是人而不是机器，摄影记者总是需要在自然与象征、捕捉与创造的矛盾中寻找支点，也正是在其中，闪耀着新闻摄影的精神。”

　　您认为做一个好的摄影记者的要义是什么？曾经的军人经历，给您后面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不建议用“好”这个词，如果你符合这个专业赋予你的精神，那么你就是一个摄影记者，否则，你只不过徒有其名。我觉得摄影记者的要义就是“真实并自由”。个人无论有怎样的经历，在某个时段，你具备反思精神、自省能力，那么，你的职业生涯就有明晰的方向了。

　　在目前新的传播格局之下，摄影记者的工作空间似乎越来越狭小，能看到的重磅、重要的影像报道似乎也越来越少。您如何看待这种困境？您觉得当下，摄影记者该如何“突围”？

　　摄影记者工作空间的压缩，我觉得首先要从摄影记者自身找原因。过去的二十多年，纸质媒体发达，摄影记者太自以为是（包括我自己），无论在表达水平和视野上，并没有太多的摄影记者真正与国际接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另外，作为摄影记者，不可把“重磅”作为衡量自己专业和职业的标准，而是要专注于思想、技术、表达水平的不断进步。

　　我觉得基于真实的故事，就是合适的影像报道选题。作为一个摄影师，无论我们立足在何处，我们要站在人类的角度去讲人类的故事，让自己的作品摆脱狭隘的局限。

　　我喜欢去很多地方，接触很多有趣的人，听他们的故事，有的可以用影像表达，有的成为我记忆里的认知财富，有的故事需要时间的酝酿。

　　我特别不建议用“完成影像报道选题”这个词，对于我来讲，每一个触动我的故事拍摄发表，只不过才是开始，我会持续关注这个故事的人和事的发展，某个时间，将其放置在更广域的空间思考，它会与你关注的其它故事联系起来。

　　2017年8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木里镇，因煤矿开采造成生态破坏，当地开始实施艰难的修复工程。

　　从印刷媒体到互联网，照片的传播方式一直在变化。您觉得新的传播方式、传播格局，对您的创作、作品发表有何影响？

　　我用纽顿说的话回答：“人重要吗？那么，新闻摄影也很重要。”再补充一句我自己总结的：故事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新闻摄影是故事最重要的叙述方式之一。

　　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拍摄自己喜欢拍摄的题材，我会让自己保持在放松的状态下去拍摄，保持对事物的敏锐穿透力；拍摄过程中不断否定自己过去的既定思维，涤清内心投机取巧的残渣，努力让每张作品更纯粹，更接近于自己内心的表达。

　　我拍摄时，通常一个人工作。我所关注的没有具体界定哪些议题，我觉得，能够吸引我摁下快门的事物，就是我的议题。

　　从表面观感看，您的摄影作品很朴实，没有太多技巧，拥有传统纪实摄影的影像质感。您为何愿意以这种影像来构建您的作品？

　　罗兰·巴特曾经批评一些太过技巧性的摄影展：“就摄影而言太具意图，就绘画而言太过精确，所以错失了表面的惊动，同时也错失了艺术的真实性——艺术家想从中制造纯粹符号，却不认同应给这些符号一些暧昧性、一种厚度的滞留。”

　　我的作品分两类，第一类是直面重大事件的、处于事件核心的，最经典的记录手段就是最有力的，因为事实的力量是钝化一切技巧的，即使我的技巧练就的再多，我只需要直拳就够了。

　　2014年11月，新疆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一家企业用罐车把工业固废非法排放到自然保护区内。

　　我的第二类作品是文学创作所指的“延宕”之作，也就是我在不背负任何工作压力的自由状态所拍摄的作品。这类作品，有的你能感受到个体浓烈的情感，有的是抽象的，比如我在对环境污染的影像调查中，对于部分宏大的污染场景，我会刻意通过消灭形式的存在，形成幻化的景象，然后触动观者内在的审美冲动，再到对污染真相这一事实的了解，最终达成强烈的情感对撞。人们不仅通过视网膜上的影像来感知世界，还有其不断涌现的意识，并且将其自身的经验和道德判断汇聚在你所提供的影像之中进行感受。

　　2019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腾格里沙漠边缘，150米高空俯瞰造纸黑液污染的沙漠局部。

　　非常感谢您能来担任本届拾城摄影奖的终评评委。在您看来，单幅摄影作品与成组摄影作品的评价标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单幅是灵光一现的那种瞬间，其更接近于直觉。而成组作品，要有明晰的故事内核，要有高超的表达技巧，要有出色的编辑水平等，最终铸成恰如其分的一个完整作品。

　　其实对于拾城的作品，我没有特别瞩目某一张照片，我觉得，其整体风格是轻松自然的，有一种摄影的本真和自在。另外，拾城的组织者和成员，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还能持续一起认真而又开心的做摄影，很了不起。拾城的作品和我的影像调查，没有殊重孰轻，只要守着自己擅长的事情，专注做下去，就值得赞赏。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轻易选择这个职业。这是赋予人生勇气和奇幻之旅的一种职业，这是痛苦的、有深切生命力感受的一种职业。如果你选择了，你想成就为真正的记者，你需要超乎寻常的体力、心力、智力付出，并具备不断反思和颠覆自己的勇气，这样，你将更接近拥有一颗自由的心。当然，还有将你的所思所想，从心灵的浑暗地带提升到凝神观照界的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