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一批艺术家站到聚光灯下时，摄影师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酗酒成性、脾气糟烂的英国摄影师约翰·迪金为爱尔兰-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拍摄了许多肖像，同款“古怪”的培根“在绘画中偏爱摄影参考而非现场模特”，他一些最著名作品的创作来源便是委托给约翰·迪金的摄影作品。

　　相较于人缘不佳的约翰·迪金，二战期间从德国流亡至美国的汉斯·纳穆特则是纽约艺术界的社牛摄影师，他认为让拍摄对象在被拍摄时感到舒适十分重要。汉斯·纳穆特与几乎所有拍摄对象都能建立融洽关系，为数不多的例外就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汉斯·纳穆特拍摄波洛克创作过程的作品让公众对波洛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只是拍摄过后没多久，二人便闹掰了，据说是因为汉斯·纳穆特试图阻止戒酒中的波洛克“复饮”，翻脸的波洛克当众掀了桌。1956年，酗酒多年的波洛克因酒驾出车祸而离世。三十多年后，75岁的汉斯·纳穆特也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出事地点距离波洛克车祸所在地相距不远。

　　常年“隐居”的波洛克是在妻子的鼓励下才同意汉斯·纳穆特拍摄自己的创作过程，最终向公众展示了“滴画”并非随机泼洒油漆，而是“深思熟虑的过程”。波洛克的妻子当时已意识到媒体报道的重要性，这些摄影作品也确实“帮助波洛克从一个才华横溢、脾气暴躁的孤勇者转变为美国当代艺术首位靠媒体驱动而大获成功的超级巨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也开始欢迎摄影师来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

　　媒体的力量自然是强大的，话语权掌握者意欲塑造的生活方式在电影、电视和广告中不断重复强化，并向整个社会渗透。

　　上图中的浴室女孩是1950年代美国最当红的模特之一吉恩·帕切特，她是首批高冷系的名模，在此之前，时尚摄影中的模特多以热情洋溢的笑脸示人。这张作品的掌镜摄影师是欧文·佩恩，本次大展现场上的第一张彩色摄影作品也是他的作品，他的妻子丽莎·丰萨格里弗-佩恩为他担任模特，她正躺在乡野间阅读有关毕加索的书籍。这是一个美式生活方式的代表画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媒体的这种模式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框架来构建或重建他们的生活，但对于这个国家的少数族裔来说却是无形的负担，这种负担不断提醒他们身为局外人的地位。

　　尽管《Vogue》于1948年聘请了该杂志第一位非裔摄影师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1912-2006），但1950年代的《Vogue》鲜有黑皮肤的面孔。黑人模特很少出现在该杂志上——编辑们担心他们会因此失去读者和广告商，尤其是保守派的读者和广告商。

　　拍摄上图的阿勃丝夫妇曾有一张作品入选爱德华·史泰肯的《四海一家》摄影展，二人中以黛安·阿勃丝更为知名，这位摄影师中的传奇“怪咖”记录了无数边缘化群体的形象，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闪灵》中恐怖的双胞胎女孩形象，灵感即来自黛安·阿勃丝的摄影作品。黛安·阿勃丝被称为“现代摄影的开创性人物”，在自杀后一年的1972年，黛安成为首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摄影师，其作品“引起了压倒性的轰动”。即便早早离世，黛安·阿勃丝也影响了至少三代摄影师。

　　为阿勃丝夫妇拍照的是第一位与《Vogue》签约的女性时尚摄影师弗朗西斯·麦克劳克林-吉尔，她的这张作品很符合1950年代美国的时代形象——丈夫务工，妻子顾家，1950年代的时代形象属于“白人+已婚+有孩子的中产阶级”。这种媒体叙事在掩盖种族歧视和政治迫害等方面均发挥出“功效”，社会表象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油然而生。不过尽管如此，《Vogue》在1950年代依旧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在后来学者所说的时尚黄金时代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技术流的摄影师开始做起各种实验，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琼·米利接受过工程师培训并自学摄影，他是最早使用电子闪光灯和频闪灯来进行摄影创作的先驱。

　　化名“维吉”的美国摄影师、摄影记者亚瑟·费利希则在1950、60年代大做“实验”，尝试全景照片、扭曲特效和棱镜摄影等等，如下图这般，他也“拉”过玛丽莲·梦露的脸。

　　不过维吉其实是以纽约黑白街头摄影而闻名，其纪实作品中的马戏表演者、街头流浪者等边缘形人物启发了黛安·阿勃丝的创作。维吉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在夜晚，因此也被称为“夜间摄影鼻祖”、匈牙利裔法籍摄影师布拉塞的“美国版”。

　　著名美国摄影师大卫·阿蒂以风格多变著称，在Photoshop出现之前，他就在暗房中通过组合底片来创作极具创意的拼贴作品，这种标志性的蒙太奇手法被他称为“多图像摄影”。

　　著名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女主角的首次视觉描绘也是由大卫·阿蒂操刀，后来的改编电影制造出的时尚意义远超于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首批超级名模之一的朵莲丽在美国和欧洲均享有盛誉，她与《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是密友，据说朵莲丽正是小说女主的原型人物。

　　为朵莲丽留下这张经典抓拍的并非职业摄影师，而是她同为知名模特的妹妹苏茜·帕克。1950年代正值苏茜·帕克模特生涯的巅峰期，披头士乐队为她专门写过歌，《Vogue》将她推为战后自信的美国女性的代表形象。苏茜·帕克还是香奈儿品牌的“标志性面孔”，她与可可·香奈儿是无话不说的闺蜜，可可·香奈儿以苏茜·帕克为模特设计了许多香奈儿服装。

　　于1952年新任《Vogue》主编的杰西卡·戴维斯（Jessica Daves，1898-1974）希望打造一本“珍视至美、滋育心灵并激发想象力”的杂志，因此，《Vogue》被视为思想解放的源泉不无道理，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为下一个十年女权主义的重大剧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