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学派摄影，在社会纪录片实践中体现出对社会变化的感知和启蒙哲学体系的特征。它出现于二十世纪中期，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期，与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联系最密切。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 匈牙利裔著名摄影师André Kertész，他的作品对街头摄影、画面构图等方面的创作有重大影响。

　　“我不过是走来走去，以不同角度观察拍摄对象，直到所有东西组合成一幅令人愉悦的画面。我喜欢更高的拍摄位置，如果你永远跟拍摄对象在同一个平面，你会看不见很多东西。”

　　从Kertész的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人文摄影的内涵，理解它与新闻纪实摄影、人像摄影的区分点。

　　它可以与摄影新闻区分开来，因为它与日常的人类经验相比，更为广泛地涉及到见证的方式和习俗，而不是致力于挖掘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

　　人像摄影则是以刻画与表现被摄者的具体相貌和神态为自身的首要创作任务， 人文主义摄影肯定了一种普遍的潜在人性的观念，描绘了一种抒情、温暖的趋势。

　　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是美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举足轻重的纪实摄影大师和摄影记者，以在大萧条时期为美国农业安全局（FSA）工作时拍摄的照片而闻名。兰格的摄影作品为凄惨的大萧条增添了人文色彩。

　　兰格于1936年拍摄的《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是她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这张照片已经成为象征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典画面，讲述了一名母亲在饥饿中抱着自己的孩子，深陷绝望。

　　兰格在大萧条时期深入底层穷苦百姓，用她极具洞察力的视角和富有人文关怀的镜头捕捉到了一个个精彩的画面。兰格所呈现的大萧条的景象，仿佛不那么令人悲痛欲绝，一切萧条的背后还有快乐存在。

　　人文主义潮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美国开始主导媒介，摄影已在各种研讨会中制度化。 之后，人们更将摄影当作为一种美术形式，而纪实摄影则在后现代主义中受到质疑和转变。

　　1970年后，人文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在距离人文摄影发源地西欧甚远的中国也出现了代表性的人文摄影师 ：阮义忠。

　　作为中国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充满人文关怀地用镜头记录中国台湾社会的种种。

　　我们不难从照片中看出，虽然阮义忠的作品大多摄于中国台湾，但是他的眼界，他通过摄影表达出来的内容是广远无边的。 人与自然的方方面面，都囊括于他的镜头之下。对这世界的宏大的爱，在阮义忠心间。

　　对我而言，摄影既是兴趣和工作，也是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信仰；人性中的善面永远吸引着我。

　　我与摄影，早已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关系，而是我对它有信仰、有使命，希望透过摄影来传达一些理念，但这还不足够，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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