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吕布和巩俐在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Shanghai Triad》（1995）片场，摄影：肖全。马克·吕布，法国摄影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从1957年起多次访问中国，留下很多经典照片。

　　自从摄影传入中国，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为止，现代中国的纪实摄影一直处于中国摄影的边缘位置。中国人对摄影的理解大致循着这样的认知轨迹：早期的家庭亲情、身份纪念照——唯美仿画的画意摄影——宣传式的新闻摄影——带有报道式的新闻摄影。所以真正人本意义上的纪实摄影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摄影领域。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产生了思想解放浪潮，摄影相关艺术浪潮相应兴起。“纪实摄影”显现出摄影姿态的转换，是一种图像价值判断标准的转移。在许多中国纪实摄影家看来，只有这类关注“边缘人群”或者说是“”的图像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图像，也只有这些切近国人世俗生活细节的图像，才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图像。

　　在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或者是“人文关怀”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超越国家和文化之上的人类共同的情怀和价值判断系统，它和人类的道义、良知、共同的生命价值和道德理想联系在了一起。

　　一少部分中国纪实摄影家所营造的图像，很快在国际性展览和交流出版中得到认同，反过来也强化和巩固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它让人们相信，只有“纪实摄影”所采取的这种“人文关怀”式的道德立场，才是具有国际化和世界性的道德立场。

　　●1988年12月，中国美术馆，第一届中国油画人体大展购票场景。摄影：李晓斌

　　李晓斌和金伯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将镜头瞄准了这种变化的生活细节，开启了中国人对纪实摄影的认知，留下了那个时期中国变化的宝贵影像资料。在李晓斌、金伯宏之后，陕西的侯登科、胡武功等人和广东的安哥，都从自己身处的地域和城市开始了纪实性摄影的道路。侯登科、胡武功等人记录了大量陕西百姓的生活。安哥则用镜头完整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从经济到文化的深刻转变。

　　2003年，侯登科的生命燃烧殆尽。他给我们留下的影像，讲述着一个农民眼中的中国。侯登科和他的摄影是时代的先行者。而根据他的遗愿所设立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也是国内最具分量的纪实摄影奖之一。

　　自奖项设立之初，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取向就是这一奖项评选的两根支柱。然而，侯奖并未满足于任何一种固化了的主义。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本身就在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拓展着纪实摄影在中国的本土意涵。从侯奖走出来的部分摄影师，也确实成为了中国纪实摄影的中坚力量。

　　通过侯奖，我们能够看到关心人本身的生存状态、带有反思意识的摄影作品。它们可以不带有一种传道式的高视角，但需要通过影像或更为广泛的视觉媒介，关注具体的问题，能够在集体层面勾连中国的当代经验或历史记忆。

　　有人认为纪实摄影的时代已经过去，唯有艺术摄影才是正道。但事实是，手机拍摄功能的提升和移动互联模式的普及必然摒弃原有影像图片运营方式，反而使得摄影进一步平民化。人们每天都在拍摄海量的图片，这些图片很多都是纪实性的，恰恰是非常好的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并未死亡，它依然是反映真实社会的主要图像手段，并且在以一种更有活力的方式存在并服务于社会。

　　2000年后，中国的纪实摄影仍然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王久良的《垃圾围城》。青年摄影师王久良在2008年到2009年间，对北京市的垃圾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并采用GPS定位的办法对所有影像进行证实。

　　这组图片引起了整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关注。当时 国 务 院 为此专门做了批示，希望各级政府在发展的同时注意垃圾的处理和分类问题。北京市政府也将《垃圾围城》的影像印刷成画册下发各级政府组织，要求注意整改。王久良的《垃圾围城》是继上世纪80年代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之后，再次对社会的改良起到实际推动作用的纪实摄影，标志着中国社会纪实摄影的历史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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