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京城各大公园里的“格格”又多了起来。她们带着商拍团队直奔天坛等热门打卡地，在美景中拍下张张美照。此前，故宫曾发布参观须知，禁止商业拍摄；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也表示，对商业拍摄行为，市属公园始终禁止。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拍团队和游客打起“配合”，和管理方玩起“”，再加上相关管理条例没有对商拍明确约束，使得商拍难以杜绝。

　　12月13日，京城迎来一场大雪，不少人提前预约了故宫的参观门票。带着孩子“进宫”的张琪告诉记者，自己在宫里遇到很多“格格”，她们都穿着古装来回穿梭，拍照打卡。

　　“有的明显带着商拍团队来的，那架势和设备，一看就是专业摄影。”张琪直言，自己非常支持禁止商拍，“我好不容易抢到故宫的门票，景区里本来人就多，过道也窄，但凡取景好的点位，都有不少盛装拍照的，还得小心翼翼绕过他们，这让游客的参观体验大打折扣。”

　　在天坛，穿着古装的游客也不少。皑皑白雪下，祈年殿尽显神韵，红砖墙、琉璃瓦在雪景中格外美丽。据记者粗略观察，半小时内，祈年殿前就有近十组团队在拍古装艺术照。

　　“来，女士再靠近男士一点儿，男士低头。”在摄影师的指导下，一对身着汉服的情侣在祈年殿前拍下一张又一张“雪中游”照片。因为对表情、动作要求细，每个点位都要拍摄至少五六分钟，有的游客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再换个位置去拍照。

　　记者注意到，天坛公园明令禁止婚拍。在公园东门外的参观游览须知上明确写着：“禁止在公园内进行婚纱摄影，未经公园许可禁止进行商业活动。”

　　北海公园，距离故宫不远。自从故宫明确禁止商拍团队进入以后，不少有商拍需求的游客，就把目光转到了北海公园这处古典园林。

　　“来，母女俩互相搂着腰，微笑。”在摄影师的指导下，从外地来京旅游的小赵和妈妈一起冲着镜头露出了笑脸。“我们刚从故宫参观出来，摄影师就带着我们来北海拍了。”小赵说，她最想去故宫拍，但无奈不让商拍团队进入，只好转移“阵地”。

　　今年6月，故宫博物院、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场所叫停商业性拍摄后，一些商拍团队又盯上了市属公园，但市公园管理中心随后也发布声明：对商业拍摄行为，市属公园始终禁止。

　　公园为何对商拍说“不”？据了解，颐和园、天坛等公园古建筑多，道路空间有限，游客量大，商业性拍摄容易造成拥堵，因此禁止商拍始终是园方秩序管理的重点之一。

　　为何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声明后，商拍还是依然存在。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工作人员表示，有商拍团队明知道公园有规定不让拍，进园的时候就把摄影器材藏进包里带进公园，如果遇到工作人员制止，他们就再换个地方。在日常管理中，不少商拍摄影师也与公园管理人员玩起了“捉迷藏”，工作人员前脚刚走，被劝离制止的摄影师后脚又把拍摄设备拿了出来。

　　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当有顾客对商拍能否进行表示怀疑时，有商拍商家直言：“进园后如果有人问，就说我们是朋友，不用担心。”还有的商拍团队表示，他们不会携带反光板等显眼的设备，“我们会多带几个长焦镜头，正常的相机拍摄是没问题的，园方不管”。

　　面对商拍处罚难，也是公园在日常管理中的掣肘之一。随着市民游园新需求、新体验的出现，类似商拍等行为在现有管理条例中却没有相关内容可以约束，使得公园景区的管理“无法可依”。

　　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市公园条例》自2002年开始颁布实施，其中第46条规定：游人游览公园禁止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在随后列出的诸多行为中，并未包括商拍。

　　另外，《北京市旅游条例》第38条规定：景区对擅自摆摊、圈地和占点的经营行为，有权采取制止、劝离或者拒绝提供服务等措施；对拒不听从劝阻的，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现实中，碰到商拍等影响公园秩序环境的行为，公园往往没有执法权，只能劝阻为主，收效甚微。

　　“商拍其实是景区探索新消费业态的一种有益尝试。有些普通等级的景区就是通过商拍或旅拍取得很好的发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对任何事情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都不可取。

　　厉新建说，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尽量减少商拍对正常游览的干扰，比如对商拍的设备、商拍占地等做出相应规定，从而尽量避免商拍阵仗过大或过多占用游客的正常游览空间；园区可以划定一定的区域或时间，进行分区管理，避免交叉影响，“尤其是要在旅游旺季加强对普通游客游览需求的保障。”

　　对于热门景区来说，可以适当探索面向商拍与普通游客不同的票价机制，包括商拍用好早晨、夜晚等时间段，这样既不干扰正常时段游览，又能更好地释放景区的时间价值。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一些纯商业化的景区对商拍是非常愿意的，这样既能带动景区的流量，还能让游客沉浸式地游览，加强游览体验和感受。

　　从本质上来说，商拍禁止与否不应仅是游客和景区管理方之间的冲突，背后牵扯的因素非常多。

　　曾博伟建议，对于园区来说，可以采取限制空间、时间等方式，更好地管理商拍，但这就涉及人手增加、管理费用上涨等，园区也有相应的难处。“如果通过这件事可以推动一些体制或者机制的优化，那其实更有意义。”本报记者 骆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