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习谈治国理政》一经发行即好评如潮，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畅销书。不久前，《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首发式在伦敦隆重举行，再次引起广泛关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评价说：“这不是一本仅供中国读者阅读的书，而是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的、关乎人类和全球未来的书。”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习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团队
《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收入了习在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的讲线个专题。“能参加这样一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们职业生涯中的光辉时刻。”在中国外文局的电梯里，记者遇到了当天的采访对象：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版的译稿定稿人之一王明杰。
曾任中国翻译家协会秘书长的王明杰已届72岁，在国内翻译界很有影响，他说：“《习谈治国理政》英文版译稿定稿专家共有7人。除我外，还有黄友义、强、徐亚男、赵立平、童孝华、贺军。翻译工作者是最认真的读者。”
作为译稿定稿人，王明杰对翻译质量的要求是，确保译稿既要忠实原著，也要让读者看得懂，有可读性，还要注意用词恰当，译出原文风格。王明杰说：“翻译是最仔细的读者，译者需要将每句话看懂了、弄明白了才能下笔翻译。”
翻译工作遵循严格的工作流程，包括初译、外国专家译稿改稿、译稿定稿人根据原文进行多遍交叉审核。“在讨论一些重要词汇翻译时，中外专家都非常投入，有时候甚至吃饭、走路都在认真研究、思考。”
王明杰说，这次翻译实践是一次深入学习、领悟、宣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好机会，也激励着大家更刻苦地钻研业务，进一步提高翻译水平，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交予的任务。
外文局办公楼长长的走廊上，挂着“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标语。路过这块标语时，王明杰停下了脚步。“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话语权依然不够，我们的声音向外传递得不够多，许多外国人想听我们的故事却听不到。这个时候推出《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版，是受到全世界欢迎的。”他说。
刘奎娟，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副主任、一级翻译。李洋，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一级翻译。两位都是《习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英文版翻译团队的成员，无论是政治素养还是翻译经验，都称得上行业翘楚。能够参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翻译工作，刘奎娟和李洋都深感荣幸和自豪。
她们说，“我们翻译的这本书可以让世界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这是一项很神圣的任务”。她们认为，“相对于一些人因为不了解中国而作出带有偏见的报道，我们更应该主动介绍自己，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递出去。”
从第一卷到第二卷，工作团队在精心翻译、精细打磨的基础上再度“升级”，流程更加严谨。
刘奎娟说，在翻译过程中，一般的作品先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之后由外国专家来对译稿改稿润色，然后译稿定稿专家核对中英文稿件，最后经历三审三校。“我们特别重视这本书，花了很多的心血和时间。除了三审三校和之前的流程外，在后期还经历了大概十多遍的通读以及校对修改。”
中方翻译整理英文初稿，再由外国专家对译稿进行修改润色，最后由译稿定稿人审核把关。从第一卷到第二卷，《习谈治国理政》的翻译工作都是遵照这样的模式。刘奎娟认为，这样的工作模式是“非常理想的”。她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于许多中国特色的词汇肯定是把握得最准确的，由我们来保证翻译忠于原文、符合政策，由外国专家来保证语言地道，易于被国外读者理解和接受。”
李洋说自己的切身感受就是“精益求精”，“第二卷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我们更加注重细节，表达方式也更加灵活，这本书会将中国发展的不同方面全方位地展现给国外读者。”
打开热水壶，给自己泡上一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外文出版社英文部译稿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这才跟记者打开话匣子。弗格森认为，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习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出版正是时候，“全世界都需要这本书，世界需要了解一个线岁的弗格森跟随自己的中国妻子来到了中国。2008年，他来到北京，加入外文局旗下的中国网。作为一名外国记者，他先后参与了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报道。2010年初来外文出版社工作后，他参与了一系列中国政府白皮书的译稿改稿工作，如今又承担了《习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英文版的译稿改稿工作。
“弗格森是我们翻译团队里的译稿改稿专家，他对习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理解比较透彻，对于中国制度、政策也很熟悉。”跟弗格森一直合作的王明杰笑着说，“我们常常说以他的水平应该去大学讲课。”
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久，弗格森对中国的了解也就越深刻：“我觉得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很多报道都是有偏见的，不少作者甚至都没有来过中国，这样的报道会误导本国民众。”他说，出版《习谈治国理政》英文版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作为译稿改稿专家，弗格森在翻译时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准确传神地翻译习主席讲话的精髓。“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需要考虑西方人的文化和语言习惯。”为做好重点词汇的翻译工作，弗格森和他的同事们每天早上准时开会，研讨相关词汇的译法。
谈及刚翻译完的这本书，弗格森对扶贫、反腐和“一带一路”倡议印象尤为深刻。“这几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减贫方面做出的伟大成绩没有人可以否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应该来学习中国的扶贫经验。”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国际意义，它改变了许多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前景，推动了世界力量的重塑。”弗格森直言，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不停地提、中国扩张论，故意抹黑中国形象。“作为翻译，我们更应该继续加强传播，并确保中国真正地被其他国家所理解。”
因为参与《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版的译稿改稿润色工作，弗格森成了朋友圈中的红人，“许多人找我了解这本书的情况。我的很多商人、企业高管朋友都在认真地读这本书，他们渴望从这里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初次见面，75岁的保罗·怀特显得有些不修边幅，但一谈起《习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他立刻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1979年我就去过香港，1984年来到内地，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那时候家家户户烧煤取暖，北京的大街上几乎没有几家商店。”在中国30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怀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我很高兴见证了中国这么多年的变化，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在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来中国旅游、学习、工作，但是西方媒体对中国仍然有很多不实的报道，他们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对中国好的方面选择避而不谈。”拥有几十年翻译改稿经验的怀特对于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十分不满，认为这也使得《习谈治国理政》的外文翻译特别重要。“它将是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会改变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固有印象。读懂了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我们都知道这本书的重要性，所以更加精益求精。”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近20年中，怀特平均每年完成译稿改稿近120万字。此前，他完成了《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英文版的译稿改稿润色工作。“中国高速列车是世界上最快的列车。”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拥有优势产能，技术先进、性价比高、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已经成为国外的高铁技术来源。
“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未来的发展也非常引人关注。”怀特说。去年他刚刚完成了《左传》的翻译，“翻译完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家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趣，我最喜欢的是墨子。”2017年8月，怀特获得了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见证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记者王海林 赵益普）